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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大道取于仁义——儒学中的仁义思想
发布时间:2017-04-24 12:45:41  作者:张明忠  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  点击数:

  “仁义”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。《礼记·曲礼》:“道德仁义,非礼不成。”孔子提出:“仁者爱人。”“亚圣”孟子推重此概念,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,将“仁义”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。与“礼智信”合称为“五常”,这“五常”是贯穿于中华伦理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。

  修养自身品德就要遵循天下的大道,遵循天下的大道取决于人的仁义之心。

  仁者爱人

  子曰:“苟志于仁矣,无恶也。”孔子主张对人民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理”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,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。

  《论语·里仁》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!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”贫寒不是问题,贫寒而不能践履道义才是真正的问题;富贵也不是问题,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富贵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反映了孔子的义利观,以义为上。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、流离失所的生活,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。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得,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。

  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。君子行事因为按“义”以为质,所以能够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”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。子曰: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只要合乎于道,富贵就可以去追求;不合乎于道,富贵就不能去追求,这是原则问题。正所谓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也。

  孔子认为,在见利见危和久居贫困的时候,能够思义、授命,不忘平生之言,这样就可以成为有完美人格的人。“见利见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亦可以为成人。”

  居仁由义

 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,与孔子并称“孔孟”。他认为“仁”源于“恻隐之心”,“义”源于“羞恶之心”。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这就是“仁义礼智”之端。圣人有,普通人也有,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、发扬、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。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说:“此章言羞恶之心,人所固有。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,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。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。”

  《告子上》:“仁,人之安宅也;义,人之正路也”,这是孟子对仁义的理解。他认为“仁”是人的思想道德,而“义”是将其付诸实践的行动。行为处事要怀着仁爱之心,做符合道义的事,这是作为一个有德之人的要求,具备了“居仁由义”的思想才能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。

  孟子《鱼我所欲也》:以鱼和熊掌作比,取饮食之物,熊掌远比鱼贵重,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。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,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。

  “所欲有甚于生”“所恶有甚于死”,虽未明言什么有甚于生,什么有甚于死,但有“舍生取义”之说,读者自然不会误会。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,但却有更重要的“义”作为取舍的标准,这是从正面陈述“舍生取义”的问题。“非独贤者有是心也,人皆有之,贤者能勿丧耳。”表明“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”这个性善的主张。“贤者能勿丧耳”,在结构上引出下文“此之谓失其本心”,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,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。

  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强恕而行,求仁莫近焉。”有志之人,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行为应该就是修养自身,只有把内证与外践有效地结合起来,才有可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,从而能明白大道不弃万物之理,才能起到修身的功用。

  必仁且智

  西汉思想家、政治家董仲舒,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,为发展儒家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在规劝江都易王刘非时提出:“所谓仁人,是‘正其道不谋其利,修其理不急其功’(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,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)的仁,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,才是仁的最高境界。”

  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:“仁之法,在爱人,不在爱我;义之法,在正我,不在正人。”董仲舒强调“仁在爱人,义在正我”,推行仁爱的方法,在于爱他人,而不是爱自己,推行正义的方法,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,而不在于别人。要用仁爱的德行来对待别人,用道义的规范来约束自己,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,宽容地对待他人,才能不断地磨砺自己的个人品质,从而保持身心的平衡,与他人、社会相和谐。

  董仲舒提倡“必仁且智”“安人正己”。正如他提出“仁者所以爱人类也,智者所以除其害也”,仁与智具有辩证关系,只有仁义和智慧相统一,才能使人形成完美的人格。且“事在强勉”,要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,如此才能修行成才。

  舍生取义

  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”,“仁者,不以强衰改节;义者,不以存亡易心”。为了崇高的“仁义”境界,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,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。儒家的生死义利之辨,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;“杀身成仁”“舍生取义”也成为后世者报国捐躯的精神大旨。

  苏武被扣于匈奴后,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,后以严刑威胁,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,宁死不屈。匈奴贵族无计可施,便“徙武北海上无人处”,苏武则“掘野鼠、去草实而食之”。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,他仍持着汉朝的旄节,不屈节辱命。他出使时正值壮年,待其归汉时,已是须发皆白。

  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南宋末年,文天祥组织力量坚决抵抗外侵,失败被捕后,面对百般诱降,他毫不动摇,最后就义时,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唯其义尽,所以至仁。”

  清末,戊戌变法失败后,谭嗣同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。在能够出走的情况下没有出走,而是选择了舍生取义,用他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人,真正做到了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。如他所说:“是死得其所。”这就是大义。

  在浩瀚的历史长卷中回味中华民族的博大与崇高,古代文化的精髓亦熠熠发光。“舍生取义”并非离我们而去。“舍生”已不限于舍弃生命,也包括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。“取义”也已不限于正义,而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公益。这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,虽不像先前的仁人、义士那般气壮山河,但却是不可低估的一束火花。时代呼唤这种精神,汇聚成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。如此,人民就有信仰,民族就有希望,国家就有力量。